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指出，长征不仅让人联想到红军穿越雪山草地的艰辛历程，科研工作同样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正是由一代代学者接力奋斗、逐步推进的。
从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首枚世界金牌”，到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从揭示地球历史生物多样性规律及生物大灭绝事件机制，到带羽毛恐龙化石的发现，这些成就凝聚了几代古生物学者的心血。
如今，古生物学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领域中国际影响力最强的学科之一。徐星表示，他有幸参与这一伟大事业。回顾过去30余年的探索历程，他感到无比自豪。新一代古生物学家展现出的不畏艰难、团结攻关、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品质，正是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体现。
古生物学的基础数据源于野外。古生物学家需前往野外采集化石及地质资料，野外工作因此成为研究的关键环节，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受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徐星从学生时代起便参与野外工作，并在早期学术生涯中开始组织野外科考。他幸运地与同事共同见证了许多化石的发现，推动了对地球生命史中一段精彩时期的科学复原。
自2000年起，徐星在新疆和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地区组织野外科考。在戈壁沙漠寻找化石，需克服大自然的诸多挑战：持续高温与干旱常导致队员体力透支；突发的沙尘暴和降雨带来意外困难；毒蚊虫与野狼更是持续威胁。
野外交通也常出问题：汽车陷入沙土或淤泥是常事，刹车管、方向盘被颠断时有发生，戈壁路况甚至引发过翻车事故。
此外，精神压力和心理障碍同样需应对：付出辛勤努力却收获甚微，队员易情绪低落；长期身处无人区，可能诱发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异常行为。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他们通过相互鼓励与帮助，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找到了大量恐龙及其他动物化石，为揭示中生代地球生命史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这些经历让徐星深刻体会到，野外科考不仅需要勇气与毅力，更离不开一代代古生物学家传承的艰苦奋斗精神。
他首次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学到这种精神，是在蒙古国南戈壁的一次科考中。该次科考由著名恐龙古生物学家董枝明组织，队伍中既有年轻学生，也有像他的导师赵喜进这样的老科学家。当时条件艰苦，戈壁地区需节约用水，他们常不洗脸、不刷牙。年过七旬的赵老师与他们一同白天顶着烈日，在沟壑间徒步寻找化石，夜晚住小帐篷。他的袜子被汗水浸透并沾满沙土，能像靴子一样“站立”在帐篷旁，成为野外一道独特“风景”。
多年后，徐星再次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感受到这种精神。2023年4月，课题组赴广东南雄开展野外工作，旨在助力白垩纪末恐龙大灭绝研究。已届鲐背之年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赵资奎也参加了此次工作。看到这位90岁的前辈在南雄野外的山坡上攀爬、在沟壑中行走，徐星深受感动。或许这次野外工作无法解开所有疑问，但一同跋山涉水的年轻学者和刚入行的青年学生必将从中获益。这种精神上的“传帮带”，正是科研事业薪火相传、经久不衰的秘诀。
科研长征，一棒接一棒。徐星表示，他们这一代人既要稳妥接过接力棒，也要稳稳传递下去。他希望更多青年古生物学家走向戈壁、沙漠、高原和山野，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化石中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